第17章 清场

    1969年9月---12月
    政变后第六天，埃维利亚把一份名单放到奥马尔桌上。
    “二十一个人，”她说，“旧王朝在政府各部门遗留的渗透线人，全部在名单上。”
    奥马尔把名单拿起来，翻了两页，抬头看她，“六天，”他说，“你怎么做到的？”
    埃维利亚没有直接回答，“你需要知道具体过程吗？”
    “我需要，”他说，“今天晚上你跟我说。”
    那天晚上，她回到官邸。
    旧王朝时期，雾岛在的黎波里最大的一条情报线靠著三个联络节点运转------一个在內务部，一个在对外经济委员会，一个在军队通讯处，三个节点互不相知，每周各自用固定的加密方式发一次报，接收端在雾岛驻的黎波里领事馆的某个技术人员手里。雾岛这套东西经营了十几年，一直没有被旧王朝的情报部门发现，因为旧王朝的情报部门用的是战后援助来的设备，频段扫描范围不够，而且即便扫到了信號也解不了码，他们的技术人员不具备这个能力。
    埃维利亚用系统通讯监听单元，把的黎波里全域的无线电频段扫了一遍。
    一遍，四个小时。
    她解释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非常平，像是在说一件普通的事，但奥马尔听著，知道这件事意味著什么------旧王朝用了整整十几年的情报力量、一个都没有发现的东西，埃维利亚用了四个小时。不是因为她比旧王朝的情报人员聪明，是因为她手里的工具根本不在同一个时代里。
    “三个节点定位完成之后，”埃维利亚继续说，“顺著联络网络往外推，找到了其余十八个关联人员。其中有五个的威胁级別是最高的，需要立刻处理；八个可以留用，持续监控；还有八个接触级別太浅，暂时不动。”
    她停了一下，“另外，”她说，“有四个人，进入这条线不是自愿的。三个是被钱收买之后拿到了把柄，一个的儿子在雾岛驻外机构工作，后来那个孩子出事，成了要挟的工具。这四个人，我建议单独处理。”
    “我知道了，”奥马尔说，“这四个人私下谈，告诉他们新政府知道他们的情况，给他们机会留下来。其余五个走正式流程，公开审查，不扩大，不做成表演。”
    埃维利亚把名单收回去，站起来，转身要走，奥马尔说，“等一下。”
    她停住。
    “如果用旧王朝的情报部门，”他说，“发现这二十一个人，需要多长时间？”
    埃维利亚想了一下，“以他们的能力，”她说，“如果运气好，发现三分之一，需要两年。”
    “六天对两年，”奥马尔说，“好。”
    他把这个数字放在心里，没有再说什么。
    政变后第三天，奥马尔在一家茶馆里见了旧王朝石油部常务副部长巴希尔·卡里米。
    见面地点是他选的，不是政府办公室，不是任何带著权力气息的地方，是一家任何人都能进去的茶馆，一张普通的木桌，两把椅子，两杯茶。卡里米进来的时候脸色不好，但身形稳，一个在旧王朝做了二十年实权官员的人，不会被这种安排嚇到，他见过的阵仗比这复杂得多。
    他在奥马尔对面坐下，不说话，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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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里米先生，”奥马尔开口，“1964年，您谈成了一个合同，西方石油公司，最后利比亚拿到了百分之五十五，对方哭著签的。那件事，王室事后有没有感谢过您？”
    卡里米抬起眼看了他一秒，“没有，”他说，“他们进了一封投诉信，说我谈崩了关係。”
    “所以您知道您的能力放在旧体制里是什么位置，”奥马尔说，“我来，是想告诉您，它可以放在一个更合適的位置上。”他顿了顿，“新政府的石油谈判团队需要一个首席顾问，我希望是您。”
    卡里米慢慢把那杯茶端起来，没有喝，“您打算做什么？”
    “国有化。”
    就这两个字，落在那张木桌上。
    卡里米把茶杯放下了，放的时候有一点声音，不重，但在那个沉默里听起来很清楚。他没有说话，他在处理这两个字带来的东西------他做了二十年石油，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两个字在1969年意味著什么。伊朗1951年的摩萨台政府做过，被政变推翻了。伊拉克的情况他知道。委內瑞拉的情况他也知道。每一个试图动石油的人，最后都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从某个方向伸过来，把局面翻回去。
    “您知道会发生什么，”他说，“鹰国、雾岛、高卢------”
    “我知道他们会怎么反应，”奥马尔打断他，语气很平，“我也知道怎么接。”他停了一下，“我需要的是一个把合同细节做对的人，谈判桌上的技术部分，我信任您。政治部分，您不需要操心，那是我的事。”
    茶馆里有別的客人说话的声音，有人在外面走路，有骑车的人经过，生活本身还是生活，什么都没有停。
    卡里米在这些声音里坐了將近两分钟，没有说话。他做了二十年石油，他知道国有化这两个字在中东的歷史里意味著什么。1951年，伊朗，摩萨台，那个结局他不需要別人告诉他。一双从某个方向伸过来的手，把什么都翻回去了，翻回去之后还是一地碎片，碎片里那个叫摩萨台的人在哪里，所有人都知道。卡里米坐在那里，感受著这两个字的全部重量，感受著他如果说是会站在什么位置上，感受著那个位置在歷史上的先例都是什么下场。
    然后他看了奥马尔一眼，“我需要考虑三天，”他说。
    “好，”奥马尔站起来，把钱放在桌上，“不管您最后怎么决定，这三天都是您自己的，没有人来催您，没有人来施压。”他停了一下，“只是我想让您知道，旧王朝时期您替利比亚谈贏了那个合同，结果进了一封投诉信。新政府不一样，您做对了事，就会被记住。”
    他走出了茶馆。
    卡里米在那把椅子上又坐了將近半小时，一个人。第二天傍晚，他派人带了一句话过来：我答应了。
    旧王朝班加西军区的高级將领阿里·法鲁克，是另一种人。
    政变发生后，法鲁克把班加西军区三个团全部收进营地，断掉外部联繫，既没有支持新政府，也没有任何抵抗的表示。他在等，用一个做了几十年军人的方式在等------看清楚了再动，不看清楚绝不乱动。
    奥马尔让马哈茂德去，带了一封信。
    信很短，只有两段：第一段说班加西军区的官兵们新政府都记得，都感谢，以后有更大的舞台；第二段说法鲁克將军本人的位置，等他准备好了，亲自来的黎波里谈。
    不是召见，是“等您准备好了”。
    法鲁克读完，对马哈茂德说，“他用的是等，不是请。”
    “是，”马哈茂德说。
    “等我准备好了，”法鲁克把这四个字在嘴里过了一遍，“他以为我需要准备？”
    “我猜，”马哈茂德说，“他以为您已经准备好了，只是在等一个台阶。”
    法鲁克看了马哈茂德很久，没有说话。然后他把那封信折起来，放进上衣口袋，“告诉他，十月初，我来的黎波里。”
    他如期来了，和奥马尔谈了將近三个小时。他说了很多，奥马尔听了很多，偶尔问一个问题，问得很准，每次都是法鲁克认为重要但没有想到对方会在乎的地方。快谈完的时候，法鲁克停下来，说了一句话：“我原来以为这次见面，您会跟我谈忠诚的问题。”
    奥马尔说，“忠诚谈不出来，只能做出来。我告诉您我打算做什么，您自己判断值不值得忠诚，这样的忠诚才有用。”
    法鲁克沉默了一下，把那句话放进去想了想。
    他当兵几十年，见过很多人跟他谈忠诚，谈到最后都是在谈利益，只是用忠诚这个词包著。这个年轻上校不一样------他没有谈忠诚，他说的是\“您自己判断值不值得\“，把判断权交回来了。一个把判断权交回来的人，要么是真的不在乎，要么是真的有把握让你判断完了之后自己走过来。
    法鲁克把椅子往后推了一下，身体靠回去，“行，”他说，“我知道怎么做了。”
    他十月底正式接受新政府任命。他的班加西军区不是被收编的，是他自己带进来的，奥马尔在內部会议上专门把这个区別说了一遍------“法鲁克將军的部队是走进来的，不是被押进来的，以后写歷史，就这么写。”
    哈利姆在政变之后接受了新政府的任命，回到了班加西守备营，职位由副营长升为营长，正式纳入新政府的军事体系。这件事奥马尔在內部会议里提了一句：“哈利姆是走进来的，不是被安排进来的，以后他的位置，他自己决定。”这句话的意思，哈利姆后来听说了，但他没有说什么，只是照常做了他该做的事。
    三个月里最难处理的一个人，是昔兰尼加五个部落的精神纽带海珊·本·祖拜尔。
    他的难处在於他什么都没做。政变发生后他沉默，既不表態支持，也不表態反对，就那么安静地在贝达坐著，像一块压在那里的石头，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动，不知道它动了会压向哪里。他在王朝时期从来不掌实权，但他一句话，班加西能有两千人上街，也能有两千人回家。王朝养著他，不是因为他有用，是因为不能得罪他。
    马哈茂德私下说，“这个人如果开口说新政府不好，班加西的情绪要花半年才能压住。”
    奥马尔说，“我去拜访他。”
    “带多少人？”
    “两个人，”他说，“不带卫队，不带任何官方名义，就是上门拜访。”
    本·祖拜尔开了门。不开是不可能的，一个上门的年轻人，他拒之门外，昔兰尼加的老人们会说他失了规矩，这比任何政治立场都难看。
    他们坐在庭院里，老人端出来的是家常的粗麵饼和羊肉汤，不是待客的菜。奥马尔接过来认真吃了，没有客套，没有说“您太客气”。
    本·祖拜尔看他吃完，“你来，想问我什么？”
    “我想问您一件事，”奥马尔说，“昔兰尼加的人，日子过得好不好？”
    老人沉默了一下，“就这个？”
    “就这个。”
    本·祖拜尔把手里的饼放下，“不好。班加西的年轻人找不到正经工作，贝达的渔民税越来越重，北边沿海村子里有的孩子长到十二岁没进过一天学堂。”他停了一下，“王朝给了昔兰尼加一些体面，没给实质的东西。”
    “我打算给实质的东西，”奥马尔说，“但需要时间，至少三年。三年內，昔兰尼加会有一所综合技术学校，班加西港口扩建，贝达渔业税降。不是今天，是三年之內。”他停了一下，“我不是来请您背书的，您如果不信，等三年，用结果判断我。我只是希望您知道，我来过，我说过这些话，您是见证人。”
    本·祖拜尔看了他很久，“你不怕我把这话原样转述出去，然后你做不到，我来让人评判你？”
    “我来就是因为不怕，”奥马尔说，“如果三年里做不到，我活该被评判。”
    庭院里的阳光移了一段，老人站起来，走到院子边上，背对著奥马尔站了將近一分钟。
    然后他回过来，“吃完了留下来喝茶，”他说。
    这是这个下午里他第一次不用问句。
    他们喝了茶，谈的是昔兰尼加的风，是贝达海边的某种鱼，是老人年轻时候在沙漠里走过的一条路。奥马尔听得很认真，那种认真不是表演，是真的在听。离开的时候，本·祖拜尔把他送到门口，“我不会公开表態，”他说，“但我也不会说你的坏话。”
    “够了，”奥马尔说，“谢谢您的饭。”
    马哈茂德后来问，“他不公开支持，也算贏了？”
    “他不说坏话，说明他觉得我值得观察，”奥马尔说，“一个本·祖拜尔觉得值得观察的人，昔兰尼加那五个部落就不会乱。这比他公开支持有用，因为他公开支持了，以后他说我哪里不对，分量反而大了。他选择沉默，是把主动权还给了我自己。”
    马哈茂德没有说话，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上。
    十一月底，奥马尔收到了一份情报：的黎波里港，鹰国石油公司的勘探团队申请延长技术评估期限，理由是需要更多时间確认新政府对现有合同的执行立场。马哈茂德把这份情报放到他桌上，“他们在试探，”他说，“想知道我们会不会动他们的合同。”
    “告诉他们，新政府正在梳理现有合同的执行情况，梳理完成之前一切按原协议执行，”奥马尔说，“然后让他们继续等。等他们等到主动来谈续签的时候，再告诉他们下一份合同长什么样。”
    “他们等得了吗？”
    “等不了，”奥马尔说，“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等不了，他们现在还以为等是他们占主动。让他们继续这么以为著。”
    十二月底，奥马尔在费赞待了三天，处理了一批积压的系统事务。
    第三天傍晚，他一个人站在基地外的沙地上，看了一会儿日落。费赞的日落每次都差不多，橙红色的光把沙漠的边缘压成一道暗金，然后迅速往下走，沉进地平线里，把天空留给夜色。
    三个月。政变之后的第一个季度。
    他在心里把这三个月逐一过了一遍------卡里米答应了，法鲁克来了，本·祖拜尔没有开口说坏话，二十一个线人全部在掌握里，鹰国等了十天之后终於托人来试探，班加西的民心比九月一日那天更稳了。
    每一件事都走在计划的轨道上。
    没有意外，没有超出预期的变数，没有任何他不希望发生但发生了的事。他知道这不是运气，是因为每一件事在发生之前都已经被想过了不止一遍，是因为马哈茂德和埃维利亚以及那二十三个人，每一个人都做到了他们应该做到的那份。
    他在沙地上站了大概十分钟，然后转身走回去了。
    日落还没有完全沉下去，他已经走回去了。他不是一个在胜利里多待的人。前面的路还长，站在这里感受太久是一种奢侈，而他没有这个奢侈的资格，他给自己欠下的债，那四十三年里要还的东西，不允许他在第一个季度的傍晚站太久。
    灯亮起来了，基地里的人影在里面走动，今晚还有事，明天还有事，后天还有事。
    他走进去，今晚还有事，明天还有事，后天还有事。第一个季度结束了，第二个季度今天开始。他在这片沙漠里还有很多事要做，每一件都比上一件更难，每一件都已经在他脑子里放了不止一年，等著被取出来，一件一件地做成真实的。
    还早得很，但不能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