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步履蹣跚的探路之役
傍晚时分，李一鸣坐在桌子旁，摆弄著面前的收音机。家里的收音机坏了，杂音特別大，还总是串台，李一鸣便从大队里借来了螺丝刀，拆开捣鼓了半天，不一会儿便修好了。
搞机械设计的大牛，修个老式的电子管收音机，还不是手拿把攥。
李一鸣打开了开关，收音机里立刻响起了主播的声音：“《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天气预报》节目。”
“娘，怎么样，声音是不是清楚多了？我都说我能修吧！”李一鸣得意洋洋的说道。
“还真是比以前好多了，也没有杂音了。我本来还担心你拆开装不回去了呢！”王金花夸了一句儿子，然后看了看墙上那个需要手动上弦的老式掛钟。
“都开始放天气预报了，这钟又慢了三分钟。你爹怎么还不回来。”王金花说著，上前將掛钟调快了三分钟。
计划经济时代，手錶算得上是奢侈品，哪怕是放在城市里，也能拿来当彩礼用。至於那种手动上弦的掛钟或座钟，技术含量虽然比手錶低得多，但也不是普通农村家庭能配得起的。
当时的农民主要是靠听广播来確定时间，广播里面整点会有报时，而且什么时间段播放什么节目也是固定的，所以只需要听节目，就知道时间。
农民听广播，也不是用自己的收音机，公社或生產队会统一安装有线广播喇叭，通常会掛在每家每户的屋檐下或者屋里，每天统一播放，一早一晚的，早晨广播开始时放《东方红》，晚上广播结束时放《国际歌》。
至於白天，广播里什么都不放，因为白天大概率没电。
七十年代的供电还是很紧张的，农村即便是通了电，也是间歇性的供电，白天的电力要优先供给工业生產，民用电就往后缓缓，所以只能是一早一晚的给农村供电。
放在现在肯定是工业用电给民生用电让路，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更为重要的还是工业生產。
李一鸣家里有收音机，也有掛钟，也是因为他们家是大队干部，普通农民家庭里可没有这些东西。
可以说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可以知道现在几点钟，就已经是一种特权了。
就在王金花往窗外张望时，草垛堆里的大灰狗“滋溜”一下钻了出去，跑到门口一边摇尾巴，一边叫唤。
“是你爹回来了，拿筷子，咱们吃饭。”王金花吩咐道。
养过狗的同学们都知道，同样都是汪汪叫，狗面对家人、外人和陌生人的叫声是不一样的。狗是能分辨人的脚步声的，听到来的是家人时，叫声会充满期盼；听到来的是外人时，叫声像是在通知；而要是纯陌生人的脚步，那叫声中就充斥著警惕。
所以王金花只听大灰狗的叫声，便知道是李大胆回来了。
果不其然，李大胆推门进来，一脸的疲惫。
“爹，今天干啥了？看著很累的样子啊！”李一鸣开口问。
“开了一天的会听他们吵吵了一整天，能不累嘛！”李大胆说著脱下了外面厚重的军大衣。
“今天大队开会么？我娘咋没去？”李一鸣说著拿起温酒壶，从酒罈子里舀了一壶酒。
“今天开的是生產大会，布置今年的生產任务，没有妇女主任啥事，你娘就先回来，给你做饭。”李大胆说著在脸盆里洗了洗手，然后望向了餐桌。
一大碗白菜燉豆腐，小半盘花生米，几片过年醃的腊肉，还有萝卜乾咸菜，还挺丰盛的，到底是大队书记家，生活条件不比城里人差。
王金花將玉米面馒头端上了桌，李家的玉米面馒头里掺了一半的麵粉，能发酵起来，蒸出来有成年男性拳头那么大，而且也比较鬆软。
如果只用玉米面的话，则发酵不起来，里面也不容易熟，一般是做窝窝头，窝窝头中间是空的，能蒸熟。
李一鸣没顾著自己吃，他给李大胆满了一杯，然后开口问：“是不是包產到户的事情不顺利？大队里有人反对？”
“反对倒不至於，你爹我好歹当了二十多年的大队书记，在咱小庙村，我的话还是有份量的。只不过不同意见还是有的。”李大胆回答道。
“你把不同意见都压下去了？”李一鸣开口问。
“这倒没有。”李大胆摇了摇头：“我是大队书记，又不是土皇帝，怎么能搞一言堂呢！社员有意见，我得积极听取，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这才是民主集中……”
“行了，爹，回到家就別装了，咱爷俩不兴开会。”
“嘿，你傻小子，怎么总跟我抬槓！”李大胆瞪了李一鸣一眼。
“你爹说啥，你就听著唄，腊肉还堵不住你的嘴！”王金花一边打圆场，一边將最肥的一块腊肉夹给了李一鸣。
李大胆则接著说道：“搞包產到户，的確是风险太大了，犯错误倒是其次，主要是怕影响粮食產量。这东西没有人搞过，谁也不知道真的搞起来，会不会影响粮食產量，所以下面几个生產队长，意见不统一。”
李一鸣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下，生產队才是直接承担盈亏的单位。
对於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队而言，亏损亏的是帐面数字，公粮统购粮和集体提留是不变的。但对於生產队来说，亏损亏的就是实打实的粮食。
因此任何有可能影响粮食產量的行为，都会被生產队所牴触，在没有案例证明“包產到户”有效的情况下，生產队不愿意冒风险搞“包產到户”，也是情理之中。
“那你是咋办的？总不能不搞了吧？”李一鸣开口问。
“搞还是得搞的，要不然怎么去郑老二家提亲？她那个闺女啊，大高个，皮肤白净，长得也俊，那屁股一看就好生养，要是娶回来给你当媳妇，保准三年能抱俩！”
“爹，瞎说啥呢，咱搞包產到户，是为了全村人以后能吃饱饭，不是为了给你找儿媳妇。你是大队书记，不能天天只想著人家女娃娃屁股！”
“嘿！这兔崽子，我想的是屁股么？我想的是抱孙子！”李大胆指了指酒壶，说了句“给我满上”，然后才接著道：“最后吵吵了半天，还是你爹我一锤定音，先搞个试点，从八个生產队，抽出来两个搞包產到户，其他的还是按照原来那样集体劳动。”
“哪两个？”李一鸣马上问。
“你张叔的二队，和你洪波哥的八队。”李大胆回答道。
小庙村生產大队一共分为八个生產队，二队的张队长是李大胆从小一起长大的髮小，八队的队长李洪波，是李大胆的本家侄子。这两人都是李大胆的心腹，所以从这两支生產队开始试点包產到户。
李一鸣在心中默默计算了一番，开口问道：“这两个队加起来有五十多户吧？”
“五十五户。二队是二十三户，八队是二十二户。”李大胆回答道。
“五十五户，也有三百口人了，行吧，总比没有强。”李一鸣轻嘆一口气。
“什么叫总比没有强？能有这五十五户就挺不错了！”李大胆一瞪眼，接著说道：“就这五十五户，还得靠生產队长去做工作呢！”
李一鸣本以为，包產到户这种事情必然会广受欢迎，特別是到了基层，只要振臂一呼，肯定是从者云集。
但事实看来，好像並非如此，即便是在基层，依旧有著极大的阻力，即便是李大胆这种二十多年的资深大队书记，也只能在最心腹的两个生產队去推行包產到户。
这毕竟是1978年的春天。
没有经歷过那个时代的人大概会认为，1978年改革开放扬帆起航，农村立马就开始分田单干，把土地一分，次年就是大丰收，人人都能吃饱饭了。
实际上整个过程经歷了五年的时间，期间经过了大量的討论和探索，政策也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推进。
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农村新政里，明確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產到户”（注1）。
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1979年春耕以前，全国很多社队早已经开始实行包產到组，有个別偏远地区开始实施包產到户。甚至在中央命令“两个不许”的情况下，仍有省份以试点的名义，对包產到户开绿灯。（注2）
当然也有省份是不支持包產到户的，比如东北地区，人均耕地面积大，机械化耕种比例高，包產到户的话，耕地就划小了，不利於大规模的机械化生產。
这个政策一直持续到1980年的9月27日，国家印发了当年的第75號文件，文件中提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针，其中特別推荐一种联產计酬责任制，也就是承包（注3）。从此以后农民承包土地，就有了政策依据。
隨著政策的鬆动，开始实施“包產到户”的生產队越来越多，更有很多地区更进一步，分田单干，实施“包干到户”。但政策方面仍然没有鬆动。
直到1982年，政策进一步的放宽，元旦当天发布的“一號文件”，肯定了“双包到户”是社会主义的生產责任制（注4）。从此包產到户和包干到户几乎全面放开。
又过了两年，1983年底的时候，全国农村的双包到户比例，终於占到了生產队总数的97%以上（注5），这一场覆盖全国农村的大变动即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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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中共中央关於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
注2：萧冬连：《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第96-97页。
注3：中共中央印发《关於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產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农业財政政策法律法规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注4：《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农业財政政策法律法规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注5：《中国农村经济》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