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第一次接触
外交小组是四个人，没有一个人的身份文件上写著他们和利比亚政府有任何关係。这四本身份文件是真实的，不是偽造的------这是埃维利亚坚持的，她说偽造的文件在任何有能力认真核查的地方都是风险，真实身份文件的风险是你必须找到真实存在的人，但找到之后它是真实的。她花了三个星期，通过系统情报网络，找到了四个在北非商业圈子里確实存在的人的背景，为外交小组的四个人配套了完整的身份故事，每一个人的背景都能经得住至少一次认真核查。
奥马尔花了三个月时间筹备这次秘密接触，不是因为行程复杂------从的黎波里绕道巴基斯坦再转奈洛比，再搭一班没有直接联繫的航班，最后抵达目的地，路线是埃维利亚设计的，走过一遍之后他们在地图上把整条路线烧掉了------不是因为路线复杂，是因为时机要对。
1971年，龙国刚刚恢復联合国席位，全世界的目光都在盯著那个国家，盯著他们会怎么走，会和谁打交道，会在哪些地方开口，在哪些地方沉默。在所有人都在盯著的时候，奥马尔选择了安静地出现，不通过任何正式渠道，不留任何可以追溯的痕跡，只是让四个人出现在一个地方，和对方的人坐下来，说话。
接待他们的，是龙国外交系统里一个叫陈良的人，五十多岁，头髮已经全白，眼睛后面架著一副厚镜片，说话慢，但每一句话都是想好了才开口的那种慢。他接待过很多国家来的秘密代表，见过很多种人，但接待完利比亚这个小组，他在事后的报告里写了一句话，是这份报告里唯一一句非正式的表述：这些人不像是在寻求帮助，更像是在评估我们是否值得打交道。
这句话，是对的。
外交小组的组长叫法伊兹，三十出头，语言天赋极好，会四门语言，在旧王朝时期做过驻外商务联络员，见过外面的世界，不容易被气势压住——他带著奥马尔亲手写的一份备忘录，在奈洛比一家普通旅馆的会客室里，和陈良坐下来，开始谈。
备忘录里，奥马尔写了三件事：利比亚是什么，利比亚想做什么，以及利比亚为什么认为龙国是值得谈的朋友。
第一件事，他写得很短，“利比亚是一个刚刚站回自己土地上的国家，石油是我们的，基地已经清场，我们不欠任何人的，也不受任何人的保护。”
第二件事，他写了半页，大意是：利比亚正在走一条独立自主的路，不依附於鹰国，不依附於苏联，不依附於任何一个大国体系，只走自己的路。
第三件事，他只写了一句话：“我们认为，走自己路的人，应该互相认识。”
陈良把这份备忘录看完，放在桌上，过了很长时间，才开口，“利比亚和我们，距离很远，”他说，“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
法伊兹把他们提前商量好的那句话说出来：“我们没有来请求任何人的帮助。我们来，是想告诉你们，利比亚將会成为龙国在北非不需要维护的一个朋友------不是负担，是一个在那里的朋友。”
陈良把这句话在心里放了一下，“你们要什么？”他问，“真正要什么？”
“现在什么都不要，”法伊兹说，“现在只是来见面，来让你们知道我们在，让我们知道你们在。”他停了一下，“利比亚的上校说，战略上的朋友不是在需要的时候临时找来的，是在平静的时候就已经认识的人。”
陈良看了他很久，然后把茶杯推过来一杯，“喝茶，”他说，“我们再谈一会儿。”
这是整个会面里第一个真正的信號。
第一杯茶喝完，陈良问了第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利比亚和苏联，现在是什么关係？”
“没有关係，”法伊兹说，“我们向苏联购买了一批武器，这是一笔交易，不是一个关係。”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法伊兹说，“我们的上校不信任苏联，就像他不信任鹰国一样------不是敌意，是不信任，这两件事是不同的。他信任的东西，是利比亚自己。”
陈良把这个答案在心里放了一下，“那为什么来找我们？”
“因为你们也在走自己的路，”法伊兹说，“这不是一个小事，走自己路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多。”
沉默了一会儿，陈良换了一个方向，“你们上校，多大了？”
“三十岁，”法伊兹说。
陈良的眼睛后面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三十岁，”他重复了一下，然后没有继续说，喝了一口茶，“他懂经济吗？”
“懂，”法伊兹说，“他在石油谈判上的表现，您可能已经看到了一些报导。”
“我看到了，”陈良说，“百分之五十五，我们研究过那份合同。”他把茶杯放下，“利比亚的储量，”他说，“按照公开数据，大概是多少？”
法伊兹报了一个数字，然后说，“实际储量比这个高，但这个信息，我们今天不在这里谈。”
陈良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聪明，”他说，“把值钱的东西留著，不是今天的筹码。”
“我们上校说，”法伊兹说，“值钱的东西，只有在对的时间、用在对的地方，才是真正值钱的。”
陈良又笑了一次，还是那种短暂的、见过大世面的人才有的笑，“你们上校，”他说，“他的话，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从哪里读来的？”
“他自己想的，”法伊兹说，“他读过的书不少，但他说的话，从来不像是从书上来的。”
他们谈了將近三个小时，谈的內容没有任何一件是具体的承诺，没有任何一件是可以写进协议的东西，但每一件都是真实的。
陈良在这三个小时里问了很多问题，法伊兹在每一个问题上的回答都是有选择的------有些说，有些不说，有些说一半，但每一个说了的，都是真的。这是奥马尔在出发前说的要求：不要撒谎，不要说假话，可以不说，但说了的必须是真的，因为这种人一眼就能看出你在说假话，而一旦被看出来一次，整条线就完了。
陈良在谈到一半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你们在苏联买的武器，是哪一批？”
法伊兹报了型號，没有隱瞒。
陈良点了点头，把那个型號在心里放了一下，“我们熟悉这批东西，”他说，“它的弱点，我们了解得比苏联人自己更清楚。”这句话说完，他停了一下，看著法伊兹，“我说这句话，”他说，“不是在炫耀，是在告诉你们，如果有一天你们需要知道一些技术上的东西，可以来找我们谈。”
这是整个会面里第一次，龙国方面主动给出了一个“可以谈”的口。
不是承诺，是一扇门，微微开了一条缝。法伊兹把这个细节在脑子里压住，没有追，按照奥马尔的指示，对方开口，你接住，但不往里推，让它自己站在那里，等对方决定要不要继续开。
陈良问了利比亚的石油储量，问了利比亚与苏联的关係，问了奥马尔本人的政治立场------他问得非常直接，法伊兹回答得也直接，因为奥马尔事先说过：对他们不需要任何修饰，他们是见过真实世界的人，修饰过的话他们听一遍就知道是修饰的。
“你们上校，”陈良在谈话接近尾声的时候问，“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因为，”法伊兹说，“如果他来了，这就不再是一次非正式接触了，它就变成了一件事，一件必须被记录在案、必须有明確意义的事。他来不来，取决於这次见面之后这条线是不是值得他来。”
陈良笑了，是那种在见惯了世面的老人脸上才有的那种笑，短暂，真实，“他这个人，”陈良说，“很有意思。”
整个会面进行的时候，奈洛比的街道上有三个人在移动。
他们不在旅馆里，他们在外面，在会面所在街区的不同位置，以三种不同的身份------一个是在路边摊吃东西的普通旅客，一个是在附近咖啡馆坐著看报纸的商人，一个是在两个街区之外停著车等人的司机。这三个人的真实身份，是系统精英步兵单元的外勤人员，是埃维利亚从费赞基地调出来专门为这次行动保障安全的，他们每隔十分钟通过一套预定的方式確认彼此的位置和周围的情况，任何一方出现异常，法伊兹会在三分钟內知道，行动方案会立刻切换到备用路线。
这套安全网在1971年的奈洛比，是任何情报机构都没有能力同时部署和维持的规格。鹰国的中情局在非洲的外勤资源，在这个城市里是稀缺的，他们更关注自己在冷战里的主战场，没有人力在一个不重要的东非城市同时监控三个无关联的目標。雾岛更没有。
这不是奥马尔运气好，是他从一开始就把这个系统爽感的代差，用在了最应该用的地方------不是在战场上，是在这种没有任何人知道、但如果失败了代价无法估量的地方。
会面在那天傍晚结束。法伊兹的人走出那家旅馆，在街上走了几个街区，换了两辆车，然后按照埃维利亚的路线原路返回。当天晚上，法伊兹通过预定的通讯方式，发了一条极短的消息给的黎波里：“谈了，喝了茶，他说有意思。”
奥马尔看到这条消息，在心里把它翻译了一下------他说有意思，这句话在那种外交语境里不是客套，是真实评价，是一个经歷过很多事的老外交官在说他见到了一个他没有完全看透的东西，他对这个没有完全看透的东西有兴趣。
这就够了，对於1971年来说，这就够了。
奥马尔在的黎波里等消息的那个夜晚，没有睡。
不是担心，是那种在等一件重要的事的时候、身体自动保持清醒的状態。他在办公室里看了两份文件，又走到窗边看了一会儿城里的夜景，然后回到桌前，把一本他最近一直在看的经济学书翻开，读了三页，没读进去，把书合上了。
他在想一件他知道但现在还没有发生的事。
两年后，1973年，赎罪日战爭，然后是石油禁运，鹰国和西欧的加油站前会出现几百米的排队，工厂会因为燃料短缺减產，那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普通公民会第一次感受到能源是可以被切断的，切断之后生活会变成什么样。那场危机会让整个世界重新思考一件事：谁控制了能源，谁就掌握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力量。
而在那个时刻，利比亚如果手里已经握著那根通往东方的细线，那条线就不再只是一条线，它会变成一个支点，支点的重量取决於站在另一边的人是谁。
他在等的，不只是法伊兹的消息，是那根线是否存在的確认。
奥马尔在的黎波里收到那条消息的时候，是深夜，马哈茂德已经走了，埃维利亚在门口，“结果，”她说，“比预期好。”
“比预期好，”奥马尔说，“但这条线现在只是一根线，不是一张网，还很细，还很长，需要时间。”
“您打算怎么维繫？”
“不维繫，”他说，“让它自己生长。”埃维利亚看了他一眼，等著他解释，“太刻意维繫一条外交线，会让对方觉得我们需要它，需要的那一方是弱势的那方，”他说，“我们不需要它，我们只是给它留一个可以生长的空间，然后等它生长，等某一天它变得足够粗，可以承重，那个时候再来谈具体的东西。”
他停了一下，“我告诉过法伊兹一句话，让他在合適的时候转达，”他说，“这扇门，从我们这边，是开著的。”
“那要等多久？”
奥马尔想了一下，“不確定，”他说，“可能两年，可能五年，可能更长。”他停了一下，“但它会生长的，因为两边都有需要，只是现在各自还没有把那个需要说出来。不说出来的需要，比说出来的更真实。”
埃维利亚没有再问，把那条消息归档，走出去了。
奥马尔在那间办公室里又坐了一会儿，手边放著那份烧掉之前他最后看了一遍的路线图的灰烬------是埃维利亚做的，用了一个小碗，在他面前烧的，路线图化成灰之后，只剩下那个碗，碗里是灰，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他把那个碗放到窗台上，没有处理，就让它放在那里。
窗外是的黎波里的深夜，城里已经安静了，只有远处偶尔有车经过的声音，和地中海方向很淡的一点风。一根细线，从利比亚这头一直延伸到遥远的东方，两头各有一个人知道它在那里，其余所有人都不知道。
就这样也好。这根线，在没有人注意到它之前，可以长得更结实一点。
奥马尔把灯关掉，起身，走出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八年前，1961年，他坐在费赞那棵树下，什么都没有，只有埃维利亚和那个系统界面，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也不知道利比亚最终会走到哪里。他只是从第一步开始，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1969年，走到1970年，走到今天。
每走一步，他都比上一步更清楚地知道，这件事比他想像的大，也比他想像的难，但它没有停过，一直在往前走，而且走的每一步，都比对手快半个身位，因为他知道那半个身位在哪里，他生来就知道。
那根从利比亚一直延伸到东方的细线，今晚开始存在了。
没有人知道它在那里，除了两端各自坐著的那两个人。
这就够了，今晚够了。明天还有明天的事，那根线会自己长，他不需要今晚再想它了。
他走出去，把门带上，走进的黎波里的深夜里。夜风从地中海方向来，今晚的盐味很淡，淡到几乎感觉不到，但它在那里，就像那根细线，感觉不到，但它在那里，扎扎实实地在那里，不会消失。有些东西就是要先让它在黑暗里待一段时间，它才能长结实。
奈洛比的那次接触，是这条线的第一次呼吸，不是它的全部。几个月之后，奥马尔会用另一种方式，把这条线推进到下一个深度，那时候的形式会换，人会换，但那根线还是那根线，两端各自清楚它在那里。